1978年11月的一天，刚刚上任的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在香港召开的招待酒会上推介蛇口，将当时荒滩一般的蛇口赞为中国的夏威夷：“那里的海滩上布满了绵绵细沙，海风吹过，树林在阳光下瑟瑟抖动。”此前，袁庚是交通部外事局局长。
如今的蛇口，再无荒芜。40年间，蛇口从一个仅有4000多人的渔村，蜕变成拥有40万人、GDP超千亿的滨海新城。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全球著名企业从蛇口诞生。回望历史，仅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几年，这里就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蛇口微波山脚下时间广场上伫立着一块醒目的招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似乎还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一段激情澎湃的岁月。
一根试管的诞生
“时间广场就是1979年蛇口工业区开山填海‘第一炮’的原点。”今年已经68岁的周为民指着那片地告诉记者。作为袁庚当时从清华大学招来的首批大学生之一，周为民很快成为蛇口建设的中坚力量，历任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党委宣传处处长，原工业区房地产公司、招商国旅、招商港务总经理，工业区副总经理、民选董事等职。
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
实际上，早在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就派遣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实地考察。之后考察组向中央建议，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共同起草《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李先念代表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意将深圳南头半岛的50平方公里（后实际确定为9平方公里）土地交招商局建立广东宝安工业区。
今天，在位于蛇口的招商局历史博物馆中可以看到这份文件的原文展出件。和这份报告同台展出的，还有一份地图复印件，上面有一条清晰的铅笔印。为什么李先念划出的50平方公里土地后来变成了9平方公里？原来，当时李先念对袁庚说，“给你们一块地可以，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但是向来胆大的袁庚却没敢要整个半岛，只要了顶端的一部分。
当时的袁庚已经62岁，周为民曾多次听到袁庚在公开场合讲述“这一小片狭长的土地就像试管一样”。如果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划出的第一片试验田，那么蛇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根试管。
1979年1月，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开发建设出口基地。此后，广东省委提出，广东的对外开放应该先走一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
中央要求广东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如何命名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是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还是“投资促进区”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他还针对特区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刚刚创立的蛇口工业区，百事待兴，求才若渴。1981年，蛇口工业区开全国之先河，在《广州日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招聘管理人才。
为了招到合适的人选，袁庚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就去了清华大学，将发起成立清华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的顾立基、清华企业管理系首届研究生的余昌民和时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的周为民招致麾下。
周为民是蛇口工业区干部培训班第二期学员。“我去的那一年就要了10个清华学生和10个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公司的学生，一共20个。”他说，这对于当时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只有十几万的总数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培训班每年一期，一直开办到1997年和夜大合并。”周为民说，参加培训的人数以后也逐年上升，被人们称为蛇口工业区的“黄埔军校”。
很快，袁庚带领的队伍在蛇口开始了“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航、通车、通讯、平整土地）和招商引资工作。
周为民向记者讲述了一个“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故事。当时工人的收入是由工资加奖金组成，其中奖金分别为7、6、5元三个等级，工人对每月几元的奖金收入兴趣不大，干劲不高，每人每天运泥仅20-30车。为了调动积极性，袁庚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做法是每人每天定额运泥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励4分钱，并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这一崭新的分配制度改革一下子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每人最少一天能运送八九十车，干劲大的甚至高达130多车，一天能领到三四元的奖金。码头施工进度大大加快。
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还是石破天惊，备受质疑，因为“带有资本主义的嫌疑”，一度被勒令停止。这一情况反映到中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作出批示，“特区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蛇口工业区才恢复了定额超产奖，随后，这一分配奖励制度逐渐推广到了全国。
艰难探索，改革不停步
对照蛇口分配制度改革的经验，1982年，深圳在中港合资企业竹园宾馆等进行工资改革试点，1983年把试点扩大到更多的企业。这项改革开国营企业自主决定分配的先河，对于全国企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除了分配制度改革，蛇口在那一段时间，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第一个进行工程招标、第一个实行干部聘任制、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保体系、第一个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选举等……
也是从蛇口起航，深圳经济特区开启了一系列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和管理体制，即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找到了一条打破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新路。
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制度，在当时的每一步，却是“成如容易却艰辛”。深圳特区创办之初，面临大规模建设任务，但是传统体制吃大锅饭，工程质差价高。建筑管理体制成为深圳首先面临的改革问题。1981年，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制定了《房地产公司工程招标实行办法》，深圳开始放开建筑市场。次年，政府又出台工程招标制度，这一做法被誉为深圳“敢闯第一例”。
深圳自创办特区伊始，就基本放开了生产资料价格，除了钢材、水泥和木材等生产资料外，其余全部放开，且指令性计划管理的物资比重逐年降低。1982年，政府率先实行价格闯关，调高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差价，对企业下放定价权和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制度实行后，物价一时高涨，但由于深圳物价高于内地，国内外商品纷纷流入，商品供需很快平衡，这项制度使市场的价值规律发生了作用。
经济学家樊纲这样评价深圳这一时期的改革探索：经济特区在中国前所未有，而理论和现实、传统体制和实际发展需要之间又处处充满矛盾，改革者既要艰苦探索，又要顶住压力忍受各种指责。但深圳终究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深圳最大的成功还是观念的创新。今年已过花甲之年的周为民有件事此生难忘。刚来深圳准备扎根的他，因为“四五”运动时经历过牢狱之灾等情况，按照国家某部委的一文件要被遣返离开深圳，袁庚发声：“我要用我余年的政治生命，为这个年轻人孤注一掷！”
此事后来惊动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他在袁庚和工业区总经理乔胜利起草的关于周为民的报告上批示：对于那些立志改革，但因思想偏激，说错了话，哪怕是做了一些错事的年轻人，要着重教育，不可轻易划到对立面去……
至今，这份报告的复印件还保存在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激励着更多深圳人大步向前，改革不停步，奋斗不停歇，不断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记者 刘芳）
